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DIV align=center><CENTER><TABLE border=0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0 width=750><TR><TD height=18><HR color=#ffffff SIZE=1></TD></TR><TR><TD height=18><P align=center><a><img src="http://www.white-collar.net/wx_hsl/dangdai/xd_02/or_20generation/back.jpg"></A></P></TD></TR></TABLE></CENTER></DIV>
<TABLE bgColor=#dcde9a border=0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0 height=129 width=730><TR><TD bgColor=#dcde9a height=19><P 30px"> 杂感和散文</P><P 30px">鲁迅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不少杂感、散文和散文诗。杂感是他直接解剖社会、抨击敌人的艺术武器：犀利活泼，不拘格套。散文和散文诗则以清新隽永的风格，包含着更多叙事和抒情的成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互有高低，但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并且各各以其新颖多彩的形式，丰富和充实了现代文学最初十年间的成就。
杂感“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一开始就受到鲁迅的重视。鲁迅最早的杂感见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开辟阵地，不断倡导。他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注：《华盖集·题记》)鲁迅重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不断撰写杂感。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继起写作，蔚然成风。鲁迅前期杂感收集在《坟》(注：鲁迅自己曾把《坟》称做论文集，其中一部分文章却近于较长的杂感，他后来写的便不再区分，一律收入杂感集中)、《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杂感根据艺术样式本身的特点，直接地表现了烈火一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广泛地接触了为小说创作所没有或者不可能接触的问题。
在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曾经统治了二千多年，系统严密，条理周详。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直到“五四”前夕，这种长期淤积下来的思想毒素依旧支配着社会心理，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对外来思潮起着排斥和抗拒的作用。而每当政治方面反动逆流高涨的时候，情势就更为猖獗。在社会上，充耳触目的都是歌颂祖德、仰慕往古、崇道劝孝、读经尊孔，甚至以儒家名义而信奉《太上感应篇》，大做其迎尸拜蛇、扶乩炼丹的勾当。鲁迅认为：“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因此中国倘要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应该是“这机运的开端”(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激荡的历史浪潮中，广泛的社会批评便成为他早期杂感的特色。单就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而言，“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注：《热风·题记》)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不过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的要求。这种要求具体地表现在鲁迅杂感里的，首先是反对国粹主义。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发端于“五四”前夕，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22页)守旧派用“保存国粹”名义，维护文言，提倡国学，宣扬所谓固有道德和固有文明，其目的是使封建思想继续盘踞统治的地位，以压制新思潮的传入和兴起。鲁迅在《说胡须》、《看镜有感》、《论“他妈的!”》以及《热风》的绝大部分《随感录》里，反复地驳斥了那些“国粹家”，指出在中国，从缠足、拖大辫、吸鸦片一直到人身买卖、一夫多妻，他们的“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二》)“国粹家”们甚至觉得“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当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日益成为世界潮流的时候，执拗地保存着以“国”字冠首的陈腐的成规，这结果必然是我们保存了国粹，国粹却不能保存我们：“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热风·随感录三十六》)其次是扫除迷信落后的思想。封建制度从来便是和迷信落后的思想相胶结的，统治阶级利用神道魔法，因果报应，向人民群众灌输宿命论，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不敢起来反抗。破除迷信曾经是“五四”当时启发人民群众觉悟的举措之一，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陈大齐、钱玄同、刘半农们的反对扶乩迷信(注：《以美育代宗教说》，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偶象破坏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均指斥鬼神迷信的虚妄。后来北京大学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出版过“非
《野草》里也有一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较多地流露着空虚和寂寞的情绪。例如《影的告别》，影的命运就是十分寂寞的，“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它只能“彷徨于明暗之间”。不过影来向人告别的时候却又抱着献身的意志，它愿意“独自远行”，希望此后黑暗里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影”。又例如《墓碣文》，从“剥落很多”、“苔藓丛生”的碣文里，人们看到了死者的沉郁的性格：“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到底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把“微笑”预约在“成尘”之后。本篇里的死者和生者代表了作家身上两种思想的对立，而后进终于摆脱了前者，“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鲁迅曾经自述其当时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另一方面，又“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两地书》(四))。这正是他的彷徨和矛盾。《求乞者》、《复仇》、《希望》是对虚伪、旁观和消沉的针砭。《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略近于《复仇(其二)》。前者写一个因为要养活孩子而失身于人的妇女，垂老时却受到孩子和亲人的鄙视。后者借用耶酥的故事，勾画了一个为人群谋福利而又为人群所唾弃的改革者的形象。《失掉的好地狱》的题旨见同一时期所写的杂感。鲁迅在《杂语》(注：《杂语》，载《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后收《集外集》)里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不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同时又对那时尚未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抱有保留态度，因此认为“这地狱也必须失掉”(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他的敏感的预见是和怀疑的心理相交织的。由于抒写的是心灵深处痛苦的思绪，许多感想又在“那时难于直说”(注：《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艺术表现就比较含蓄，便是传达感激之情的《腊叶》和叙述忏悔之意的《风筝》，也都夹用了絮语与独白。从《死火》起一连七篇，都以“我梦见自己……”开始，因为梦境适合于抒写这种特殊的感受。在艺术构思方面，《影的告别》已经够新颖了，而《死后》一篇，作者假托人死以后，运动神经已经废灭，知觉神经却还存在，从而讽刺了“青蝇”、“马蚁”看热闹，发空论，欺暗室，甚至死了之后，还要贩卖“《春秋》大义”等等，设想更为奇特。同书里也有一些象《雪》、《好的故事》一类景物清新，格调明丽，而又寄意深远的作品。在《野草》里，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因此读者也需要根据诗的形象去理解它们。至于《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等篇，则是对奴才哲学和市侩习气和讽喻，散文的成分较多，通篇保持着明白晓鬯的特点。《野草》的形式显然受有外国文学中散文诗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莽原》周刊和《晨报副刊》上有许多青年接踵而起，运用类似的形式推动了散文诗的写作。到了三十年代更为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野草》可以说是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
比《野草》稍后，鲁迅追怀往事，在一九二六年二月至十一月间，写下了十篇“从记忆中抄出来”(注：《朝花夕拾·小引》)的散文。这些散文曾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总题曰《旧事重提》，待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编订成书的时候，才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组文章里，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青少年时代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而动人地抒写了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三篇议论与叙述并重，隐寓作家对执笔当时现实生活的针砭，写来挥洒自如，庄诙杂陈。《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五篇，以亲切动人的笔墨，各各记录了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一幅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或世态画。《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本意在追怀旧日的师友，却也写出了海外生活和革命运动的片断，境界更为开广。正如他的小说一样，鲁迅在这些散文里也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爽朗而多嘴的长妈妈，她有许多麻烦的礼节，却能够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藤野先生纯然是一个诚笃而不拘小节的学者；范爱农生性狷介，他在自己的理想，却总是落落寡合。作品往往只用几段故事，便托出了人物的性格，使他们跃然纸上。例如长妈妈，当她切切察察地向人低声絮说的时候，“坚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这一段便很生动。再加上睡觉时伸开手脚，占领全床，以及终于买来了《山海经》，她的性格就表现得十分全面了。藤野先生对于生活很随便，上讲堂“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对于学术却又认真，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讲义，订正血管的位置，探询足骨的变形。在对比中，人物的个性便突了出来。范爱农的反对发电，时常瞪着多白的眼睛，自然都和他的个性有关，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也是几笔对比的描写：革命以前，他喝酒，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革命以后，“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这是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点，写来朴素而又鲜明。不仅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是这样，便是三味书屋里“将头仰起，摇着，向后拗过去，拗过去”，大声朗读着的先生；爱用奇特的药引，说“舌乃心之灵苗”，“医能医病，不能医命”的陈莲河；在孩子面前怂恿打旋子，从旁计数，看见大人来了就说“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的衍太太；以至纵使“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象一只螃蟹”一样走路的目空一切的大学生。这些都着墨不多，而能情态逼真，说明鲁迅在艺术创造上卓越的本领。
《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事和人，往往饱和着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在简洁的描写中分清是非，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地结合起来。固然，鲁迅有时也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例如《狗·猫·鼠》里反对繁文缛节的婚礼，《二十四孝图》里反对矫揉造作的孝行，以及对自称维持“公理”的绅士，一味妨害白话的文人，大都口诛笔伐，色严词厉。然而更多的时候，这种批评却不是表现在字面的论述上，而是深入到内容和情节里。《父亲的病》写两个医生自高身价，毫无实学，《琐记》写衍太太教唆作歹，散布流言，作品都没有作直接批评，而批评却渗透在事实的抒写里，“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对于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习惯，鲁迅间或也以不满的口气，轻轻点破一笔，例如《五猖会》写出发看会前，父亲忽然叫他背书，全篇都是叙述，到结尾加上一句：“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父亲的病》写临终前，衍太太按照当地风俗，要他大声叫喊。这一段也是客观叙述，结尾又加上一句：“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出语似极平静，感情却很强烈。鲁迅后来在《什么是“讽刺”?》里说过：“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朝花夕拾》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譬如他反对不恰当的讲礼节，分尊卑，写一群读书人在国外的客车上让座，“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在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注：《朝花夕拾·范爱农》)又譬如他反对空疏而没有效果的教育，略带谦虚地以自己为例，说明学海军爬了几次桅杆，学开矿下了几次矿井，接下去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注：《朝花夕拾·琐记》)流畅自然，用古见新，在平淡的叙述中包含着深刻的批评。鲁迅曾说作文的要义在于：“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朝花夕拾》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作为“回忆的记事”(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些散文十分具象地反映了少年鲁迅的性格和志趣。这类散文读起来亲切平易，写起来却需有较高的功力，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回忆性的散文，鲁迅以后还写了《我的种痘》、《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篇。至于由他自己亲自编入杂感集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写于深夜里》、《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篇，虽然同是怀人或记事之作，而撰写当时却具有更直接的记念意义，与一般的回忆稍有区别。他对散文里这一品种的开展，付出了极大的劳力。
《野草》和《朝花夕拾》不同于对敌人正面交锋的杂感，这些作品着重在抒情与叙述，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艺术上，《野草》和《朝花夕拾》又各呈特色：《野草》深沉含蓄，具有诗的凝炼，《朝花夕拾》流畅清新，表现了散文的通脱与舒展；《野草》通过生活的哲理启迪人们思索，《朝花夕拾》在平易亲切中寓有深长的韵味，鼓励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经过鲁迅的实践，它们都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独创一格的文体。
鲁迅(下)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ffff face=楷体_GB2312 style="BACKGROUND-COLOR: #44bb5c"><b><BIG><BIG>第一节：从《而乙集》到《花边文学》</BIG></BIG></b></FONT></P><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ffff face=楷体_GB2312 style="BACKGROUND-COLOR: #44bb5c"><b><BIG><BIG>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 (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
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间被全部粉碎，国内外反动派大为震动。蒋介石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声称在“消灭”共产党之前，“绝对不言抗日”，严禁报刊登载抗日言论。《申报》当局受到威胁，《自由谈》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启事，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头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政治形势直接影响到文化斗争，这个启事宣告了文化方面“伪自由”阶段的结束和“准风月”阶段的开始。然而正如鲁迅说的，“想从一相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从“风月”里写出“风云”，正是收在《准风月谈》里许多杂感的特点。这些杂感或则取材历史事例，或则运用外国故实，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这个“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社会里，杀戮愈惨，愈可以看出统治者日暮途穷，例行逆施，觉得“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注：分别见《准风月谈》中《前记》、《诗和豫言》、《晨凉漫记》)的失败的心理。出现在这些杂感里的有一个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直接的挑战。蒋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结美国，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兴社(注：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这个组织的性质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褐衫队”一模一样，又因特务头子之一刘健群写过一本小册子，主张组织“蓝衣社”，社会上就称复兴社为“蓝衣社”，它的后身又分为“军统”“中统”两个特务系统，爪牙密布，血债累累)，模仿集中营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缔“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 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书排犹的有查禁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后，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扬，加紧压迫。鲁迅揭露了这种伪造的“世界潮流”，讽刺了那些奴性的“强迫服从”(注：《准风月谈·同意和解释》)。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采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指出：事实不需要多少时候便可以见到分晓，希特勒的“事业”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将毫不留情地送给黄脸干儿们“一个大调刺”。谈笑于刀丛之中，以极高的轻蔑对待残酷的压迫，坚持真理，临危不惧，这是体现在鲁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杂感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称之为“准风月谈”的这类寓严肃于轻松的文章的特点。
收录在《准风月谈》里的杂感，还有许多是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和对文学活动的论述。这些文章同样是表面上谈论“风月”，骨子里却在鼓动“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在批评社会现象方面，鲁迅鞭挞了“揩油”、帮闲、中头彩、救月亮、说风凉话、“吃白相饭”等等小市民的堕落的恶习，批判精神现象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毒素，通过生活的细节揭示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们的思索，启发人们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论述文学活动方面，鲁迅针砭了棒场、打诨、“捐班”诗人、“商定” 文豪、写阔人秘史、传“登龙”妙术等等资产阶级文人浇薄的行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贩投机取巧的反动宣传，反对文艺领域内颠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现象，为一切必要的驳难和抗争辩护，保卫并且发展了文艺工作中战斗的传统。从这些杂感所反映的内容看来，实质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补充和延伸。出现在鲁迅笔底的是一个充满了混乱、黑暗、欺骗、掠夺的没有前途的社会，这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结果。对社会的彻底暴露正是为了动摇这个政权的基础。鲁迅的杂感是雄辩的，每一篇都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尽管不是对某个论敌而发，然而它向生活论战，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论战，表现了广泛的思想斗争的特色。至于集内因《重三感旧》而引起的关于《庄子》与《文选》的争论，其中心也是反对后退，不满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包含着永远前进和不断革命的现实的意义。
辑入《花边文学》里的杂感，全部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评，是鲁迅对于社会批评的进一步的开拓。这些杂感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妇女、儿童、迷信、自杀等问题外，对于服装、广告乃至几个标点和一套符号，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见解。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内在的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揭示其深广的意义，有时是正面的论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实，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从经济依存关系上说明“京”“海”两派的本质，这就活活地画出了知识分子毫无特操的面貌。在《“……”“*****”论补》里，鲁迅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ffff face=楷体_GB2312 style="BACKGROUND-COLOR: #22dd22"><b><BIG><BIG>第二节：且介亭杂文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BIG></BIG></b></FONT></P><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ffff face=楷体_GB2312 style="BACKGROUND-COLOR: #22dd22"><b><BIG><BIG><TABLE bgColor=#dcde9a border=0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10 height=129 width=730><TR><TD bgColor=#dcde9a height=19><P 30px"> 《且介亭杂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前两集由鲁迅亲自编定，后一集里部分稿件也经集中，其余则由夫人许广平代为辑成。这些杂感不仅技巧圆熟，论证丰富，而且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也大都经过融会贯通，遵循杂感的特点结合在具体的内容里，符合于中国成语的所谓“深入化境”，在艺术上表现了突出的简约严明而又深厚朴茂的风格。
《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感，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占领区不断扩大，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鲁迅博采史实，旁敲侧击，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宣传的“王道”，鲁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衣冠之族”里有“伏匿”终身的人，也有“唱赞道引”的人，后者认为新的主子果然要实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术”，布“儒效”，自以为“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他们相信“陛下”“爱民如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的呢?文字狱的大量材料证明，结果还是被“杀掉”(注：分别见《儒术》、《隔膜》两篇)。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实，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在他看来，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我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文章唾弃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数中国人，寄托于这大多数中国人的代表。它又进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这个力量还是“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掌握复杂的阶级关系是鲁迅衡人论世的准则。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这个准则，只是在铺陈事理的时候，略作提示，使读者心领神会。在《说“面子”》里，他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爱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车夫偷了一个钱袋，被人发现，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会用各种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这些人身上，“爱面子”其实已经和“不要脸”混了起来。在《运命》里，又指出外国人说中国人“信运命”，但负有“定人心”之责者的所谓运命也和一般人所谓运命不同：前者利用运命作为“灭亡之际”推诿责任的“不费心思的解释”，归一切于“命中注定”；后者虽然相信运命，而又确认这“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事情。这类似的现象中区别不同的本质，这是鲁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谈的现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独到的见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对儿童教育、连环图画、利用旧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发表意见，对“第三种人”以及各种各样文坛上的鬼魅继续进行揭露和追击。在迅速取得反应和立即扫荡“有害的事物”这点上，充分地表现了杂感的确“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九三四年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且介亭杂文》里占有相当数量的篇幅。在这些文章里，鲁迅既肯定了普及的东西可以提高，也强调了继承的目的在于革新。当文艺大众化转入大众语的讨论时，他在《自由谈》上连载了有名的《门外文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全面地论述了语言和文学的起源与发展。和专家们的主张不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原因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这是一个独创性的论断，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根据历史的趋向指出文字应该为群众所掌握，并接下去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
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后，鲁迅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终篇而遽告逝世。杂感是鲁迅一直运用到生命最后的武器。环绕着每一历史时期的中心斗争，从“五四”当时打倒封建势力和传统习惯开始，经过对反动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长期鏖战，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在狼烟遍地、短兵相接的反文化“围剿”中，这种文体以其挥洒的自由，接应的迅速，涵容的广泛，在鲁迅的运用下发挥了极大的威力。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经说明，杂感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指出杂感和现实生活“切贴”，“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战斗是杂感的生命，它必须具有现实的内容；但杂感又需要给人艺术的享受，发挥感染和陶冶的作用。鲁迅的论点是他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他的杂感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备了值得人们反复阅读的较为永久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主要决定于它的社会意义。首先，鲁迅的杂感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的记录。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注：《准风月谈·后记》)，进而综观他的所有的杂感，则又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巴尔扎克，说他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注：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在中国，鲁迅以杂感的形式完成了《人间喜剧》的任务，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写出了复杂的斗争，写出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和消长，表现了从“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整个历史的进程。其次，鲁迅的杂感铭刻着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憎恨，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他和以前的现实主义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代不同——前人写的是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威胁，鲁迅则写出了无产阶级起而代替资产阶级的经过；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各自时代里两种对峙势力所采取的不同的立场。例如巴尔扎克，就不无惋惜地描写了“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注：恩格斯18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的堕落和衰亡，鲁迅则以杂感表达了他的逐步地成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全部思想历程，他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8页)，他的杂感是新社会的催生剂。鲁迅的精神联系着未来，永远是一个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再次，鲁迅的杂感有丰富的理论含量。杂感的形式要求作家不断地对生活现象作出判断，从复杂的社会动态和激烈的实际斗争中提炼思想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实践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268页)的反复活动，形成观点或理论。鲁迅的杂感表达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契合乃至阐明了客观的规律；而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科学的体系不仅使鲁迅杂感的理论含量更见丰满，并且造诣也更深更高，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它们既是诗，又是政论。说是政论，因为鲁迅的杂感是从各方面来联系现实斗争的，现实斗争又从各方面深化了鲁迅的理论，从而使这些杂感成为以文学的形式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范例，在提高群众觉悟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杂感一方面吸收了外来的essay(随笔)和feuilleton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和中国的古代散文的深厚基础相关连。鲁迅曾经列举罗隐的《谗书》，皮日休和陆龟蒙的短文，以及明末那些“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小品，说明这个新的形式产生之前已经存在的历史背景。以鲁迅的杂感而论，析理严密，行文舒卷，于清峻中寓朴茂，于简约中见恣放，这些就大抵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章太炎在《论式》里说：“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帝达，可以为百世师矣。”(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篇，见古书流通处影印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第13册)魏晋的论辩文章一般都具有屈原的文彩，而又继承了庄周、韩非的传统：善于取譬，长于说理。孔融、嵇康、阮籍这些人都爱排除陈言，独辟蹊径，如《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说，“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通过常见的现象，阐发重要的道理，在论述中时时使用反语。鲁迅爱好嵇康，曾先后七次校订《嵇康集》，他对魏晋文章的评价很高，在杂感里可以看到明显的影响。但是，鲁迅毕竟是现代文学的开山，杂感又是适应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而产生的一种文体，作家以其卓越的艺术素养，在反映现代生活的时候作了多样的创造，表现了动人的艺术魅力。鲁迅是杂感艺术独具匠心的开拓者。
鲁迅曾经解释自己杂感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
<P>不写了,大家有什么意见</P><P>呵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