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2: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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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的开端。
　　早在“五四”以前几年，中国知识界中就出现了一个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内忧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的阶级力量有所增强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未能改变从鸦片战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国家政权，对内实行独裁统治，阴谋恢复帝制；对外迎合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不断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进行着他们长期以来已在进行的革命活动，但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联合压制下，屡遭挫折。国内政治局面极为混乱，连“民国”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活跃，资产阶级力量有显著增长，无产阶级也随着壮大起来，自发性的罢工不断发生。中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在这个形势推动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眼看到封建军阀日益倒行逆施，帝国主义又乘间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内忧外患，交相煎逼，而旧文化和旧思想又严重地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奔走呼号，致力于新的思想启蒙工作，以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这个启蒙运动后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传播的条件下，转化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便是适应这一启蒙运动要求而诞生的一个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当时袁世凯正扮演帝制丑剧，提倡尊孔读经，利用孔子学说作为麻醉人民、拥护帝制的工具。《新青年》一开始就高举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些主张虽还不够鲜明，但实际上包含了后来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当时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曾陆续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我之爱国主义》等文，攻击专制主义和封建道德，宣传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袁世凯称帝的阴谋破产后，代之而起的军阀继续推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张奉为“国教”，列入“宪法”。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因而《新青年》在一个时期内猛烈攻击孔子学说，掀起了后来称之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中，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离之因缘，三纲五常违背平等人权学说，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定孔教为“国教”违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则，主张输入西洋平等人权学说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说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旧道德。吴虞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注：两文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等文，批判“孝为百行之本”的旧礼教，认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专制制度的社会根基。当时同样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孔子学说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专制政治之灵魂”，并把反对尊孔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观的批判，说明道德必然随时代而进化。这些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子学说的文章，尽管理论上尚有不确切之处，但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打击了长期以来被作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旧礼教，反映了新起的急进民主派知识分子反对封建旧道德的决心和勇气。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为启蒙工作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时进行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观点，贯穿在许多论述青年、妇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贞操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里，作为反对旧道德的思想武器，帮助了许多人逐步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同封建迷信相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传内容。针对《灵学丛志》所宣扬的迷信思想，《新青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加以批驳，把反对迷信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学说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他们不能区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不同思潮，不能区分各种学说中的积极成分和消极成分，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其中有关“民主”和“科学”内容的宣传介绍，反映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寻找真理的可贵热情，吸引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2:58:00

《新青年》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还倡导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这些文章一开始还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发生了由原先资产阶级思想居指导地位到后来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占上风的重大变化。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创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紧接着俄国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洲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先后发生起义，成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予各国的革命运动以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本民族的出路，他们的注意力由资本主义的西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尽管军阀政府和各国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施加新闻封锁，多方造谣污蔑，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依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了世界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努力接受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愈来愈显著的作用。李大钊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七月，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值得“翘首以迎”的“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年十一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热烈歌颂十月革命，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这些论文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8页。)的正确结论。这是在中国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宣传的良好开端，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还大大鼓舞了许多知识分子，使一些在黑暗中摸索道路、长期苦闷彷徨的人振奋起来，使一些正在进行着反封建斗争的人们信心百倍，斗争得更为坚定和更为勇敢。孙中山由此看到了新希望，他在一九一八年初致电列宁，“表示极大敬意”，“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也从俄国革命的“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注：《热风·“圣武”》)。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注：袁世凯失败后，蔡元培于1916年冬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担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也迁至北京。“五四”以后因遭军阀政府镇压，复又迁回上海。)也于一九一八年间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或先或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以《新青年》为核心，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团结了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向封建文化作斗争。文学革命这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青年》自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增多，并出现了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要求的新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并未获得丝毫利益；由于段祺瑞政府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反苏的军事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经深入中国。中国人民反日反段的爱国浪潮不断高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李大钊、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发表了大量短小精悍的时评及随感录，抨击军阀政府，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面目，起了很大的政治鼓动作用，显示了文化革命由着重于进行思想启蒙工作发展到直接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宣传也是《每周评论》的重要内容。由李大钊执笔的社论《新纪元》，分析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形势，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朝着这个革命的曙光前进。在第十六号上并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两杂志也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同时创刊。《国民》的学生救国会的机关刊物，社员思想倾向虽不一致，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宣传内容，爱国色彩比较鲜明。《新潮》是北京大学一部分师生所办的综合性刊物，曾团结了一批新文化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刊载了不少反对封建礼教、赞同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论文及新文学作品，但也比较突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国民》、《新潮》创刊后不久，研究系所掌握的《晨报》改组第七版(副刊)，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成为宣传新文化的著名副刊之一。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在这些刊物影响下，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日益提高。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展开，遭到守旧派人物的咒骂和抵抗。一九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2:58:00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月，以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要求为直接导火线，在北京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示威运动。六月三日以后，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工商界也罢市。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革命风暴。在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也坚决响应。军阀政府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被迫释放示威中逮捕的学生，撤除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不敢签字。这就是使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为之震惊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9、660页)。从此，中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经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进一步扩大，以各种实际行动参加或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新的社团、报刊风起云涌。早在一九一八年即已组织“新民学会”、团结湖南革命知识分子展开反军阀斗争的毛泽东同志，“五四”后不久又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宣传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思想，宣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虽然这一刊物仅出版五期就被军阀查封，但在湖南和长江流域各地发生了相当大的革命影响。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先后在南京、成都和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分会，又出版分会刊物《星期日》、《少年世界》等。参加学会的成员有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在刊物上所宣传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学会团结了不少知识分子，做了许多有益于新文化新文学传播的工作。在上海，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指导和支持的刊物《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出现于“五四”高潮中。《星期评论》以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著名，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但也散布了不少反社会主义言论。《觉悟》宣传了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学，并且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推动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此外，团体如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昌成立的“利群书社”，刊物如《新生活》周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也都团结和影响了许多热烈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觉悟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还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实际斗争中起过重要的战斗作用。据有人统计，“五四”后一年之中出现的新报刊达到四百种之多，尽管它们思想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这正表明“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极为广泛的群众性，也表明文化运动已日益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后，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已形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介绍在“五四”后占了最显著的地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及其它刊物，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在李大钊主持下登出了大量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了他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接着分别在《新潮》和《新青年》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也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李大钊发起倡导下，一九二年三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青年》本身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七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已发表宣言，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希望消除“虚伪的、保守的”、“阶级的、因袭的”、“少数幸福的现象”，表现了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到一九二年以后，随着主编陈独秀思想发生变化(当然，转变后的陈独秀也并不真是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军阀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污蔑为“过激主义”，多次通令禁止，但这并没有吓退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也遏制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除《新青年》和上述《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外，《晨报副刊》、《曙光》月刊、《新社会》旬刊等许多刊物都宣传过社会主义。此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继成立，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入。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先后在中国出版。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有组织地到上海、长辛店、汉口、长沙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实况调查，并从事社会主义的通俗宣传，这就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准备。　　然而，“五四”时期流传的社会哲学思潮是异常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广为传播的同时，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一些在社会主义幌子下的反动社会学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2:58:00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论争，这些论争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导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则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接着，马克思主义者又与研究系政客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无政府主义者就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成熟，缺乏在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是不够彻底的，而且还不免夹杂一些错误；但在这些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阐明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明确地回答了要不要主义、要不要政党、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无政府主义政党等根本性质的问题，帮助了不少人区分革命与改良、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许多思想障碍。这些论争，特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一些新文学作者去接触和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期就引起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警惕和抵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文学革命也不断向前推进。白话文迅速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化领域内的正宗地位。文学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学观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用文学创作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和阻碍人民前进的旧事物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文学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带动许多知识分子投入爱国运动和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从“五四”前夕兴起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日益觉醒的过程，是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日益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先进分子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而转到“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是来自国外的各派思潮在中国同时传播并引起思想界开始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学革命兴起和获得发展的过程。一句话，这是新文化运动随着整个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发生伟大转变的过程。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正因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这样一个分水岭，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历史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0:00

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掊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新青年》编者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学革命正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　　“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但在此以前，一些进步刊物上已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注：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与此有关，《新青年》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更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内相应地发动一个改革运动，实在是众之所趋、势所必至的了。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0:00

胡适就是在这种连他自己也承认“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卷进这个运动并提出他的文学改良主张来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最初提出这些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他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较之清末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察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这里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但是，胡适的主张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所谓“八事”可稍后改称的“八不主义”(注：胡适后来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他最初提出的“八事”中的第一、三、五条分别改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于是凑成“八不主义”)，大多着眼于形式上的名符其实的点滴“改良”，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即使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如当时陈独秀所指出的，并未同旧文学鼓吹的“文以载道”划清界限。果真按照胡适的这种主张，则文学除了白话的形式以外，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更不可能出现。鲁迅说得好：“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　　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当时急进民主派的代表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矛头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与之宣战。他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他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答胡适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地承接了和发展了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革运动，并把它推到了最高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写给刊物编者的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从语言文字的演化说明提倡白话文的必要，竭力主张“言文一致”。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白话、文言暂可处于相等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了破旧韵造新韵，以及用新式标点符号等具体倡议。这些文字，也都推波助澜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开展。　　一九一七年初发动的这个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旧文学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当问题转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明确具体。所谓“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免都嫌笼统。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么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蓝本，这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固然主要介绍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中国文学要走“写实”的路，而又同时推崇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对于后起的自然主义思潮不但缺乏辩别，反而把它作为最新的方向来提倡。陈独秀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吸取来的文学观念，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0:00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除上述诸方面外，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学拥护者(特别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更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消极影响。但是，“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鲁迅、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先驱者们曾经把俄国进步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放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2:00

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

一九二一年以后，新文学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起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文艺刊物在各地纷纷出现。新文学从一般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独立的队伍，并孕育出不同的流派。创作数量增多，质量也有进展。“五四”启蒙阶段内开放的文学革命之花，至此结出了更多的果实。　　倡导时期并无专门的文学社团。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新青年》以及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都是综合性的刊物。新的文学社团和纯文艺性的刊物是从一九二一年才开始出现的。这年一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们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二卷第一号起)作为自己的会刊(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止，不计号外，共出一百三十二期)，还陆续编辑了《文学旬刊》(上海《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一年出到一九二九年第九卷第五期止，共三百八十期；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一七二期起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一九二三年出到一九二五年，共八十二期)、《诗》月刊(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共七期)等刊物，出版从书近百种。随着会员人数的发展，除北京、上海两地外，他们又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分会在当地也出有刊物。紧接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九二一年七月，留学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组成了创造社。他们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次年起又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二月，共六期)、《创造周报》(一九二三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五十二期)、《创造日》(《中华新报》附发，一九二三年七月至十一月，共百期)、《洪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两次出刊，包括增刊共三十八期)、《创造月刊》(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共十八期)、《文化批判》(一九二八年一月创刊，被查封后改出《思想》月刊，各出五期)等刊物十余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最早成立的两个新文学社团，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开始形成独立队伍的阶段。此后几年里，更多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出现大小不同的文学社团四十余个，出版文学刊物五十二种。而到一九二五年止，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茅盾统计，各“不下一百余”(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它们几乎遍布各大中城市，其中比较活跃的，在上海有欧阳子倩、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的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胡山源等组成的弥洒社(出版《弥洒》月刊及创作集)，田汉所办的南国社(出版《南国》半月刊)，高长虹等先后活动于京沪两地的狂飚社(两度出版《狂飚》周刊)；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一九二二年即已组成的湖畔诗社(出版《湖畔》等诗集和刊物《支那二月》)；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组织的湖光文学社(出版《湖光》半月刊)；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组成、受到郁达夫支持的艺林社(出版《艺林》旬刊)；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等组织的绿波社(先后出版《诗坛》、《绿波》旬刊和《小说》)；在北京，则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川岛、周作人等组成的语丝社(出版综合性而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语丝》周刊)。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以浅草社为其前身的沉钟社(继《浅草》季刊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之后，出版《沉钟》周刊与半月刊，并发行丛书)，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先与原狂飚社成员合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后独编《未名》半月刊，并出版“未名丛刊”、“乌合丛书”和“未名新集”三种丛书)，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成立后最初两年内未办专门的文学刊物，社员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至一九二六年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后又出版《新月》月刊)。这些为数众多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为青年学生和职员，除小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已开始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它们活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不少团体和刊物产生之后旋即消失，思想倾向更是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仍然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茅盾后来所说：“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新文学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2:00

实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则一开始就表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他们并不象文学研究会那样在艺术究竟“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人生派一边。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一文认为：“这种争论也不是决不可以避开的。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郭沫若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编辑余谈》中也说：“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必强求相同。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可以看出，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这正是初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们企图用来统一“人生”与“艺术”两派矛盾的主要依据。与此有关，他们崇“天才”，重“神会”，讲求文学的“全”与“美”，宣传过艺术“无目的”论，这些自然表明他们确曾受过“艺术至上”思潮的影响(作为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对立物，这种思潮最初在文艺青年中流行原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现实生活毕竟没有为他们准备下“象牙之塔”。他们在提出“文学本身的使命”之前，仍然首先十分强调文学“对于时代的使命”，主张对旧社会“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生”(注：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创造周报》第3号，1923年5月)。他们认为“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而所谓“内心的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时代的战士的要求。这些理论主张自然是含混而充满着矛盾的，但也恰好表现了当时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思想不免有些朦胧的小资产阶级文艺青年的特点。正是从强调“内心的要求”和尊重自我出发，创造社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倾向。作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郑伯奇说过：“创造社的作家倾向到浪漫主义和这一系统的思想并不是没有缘故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的)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创造社成员在外国文学家和哲学家中，喜爱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以至斯宾诺沙、尼采、柏格森；他们着重翻译介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也介绍过一些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的杂质；他们还在反对自然主义的时候用了“庸俗的写实主义”的口号，在具体论述中贬低了现实主义的意义。——所有这些，也都和他们强调自我、尊重主观的思想倾向有关。创造社在其成立前后和文学研究会就创作与翻译、文艺批评等问题发生过争论，这除去门户之见以外，实在也反映了两种文艺思潮和倾向的差异。但两个团体在反对封建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方面。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共同对当时文艺领域的反动倾向进行了斗争。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后期创造社转而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在这点上，文学研究会一部分成员则又和他们殊途而同归了。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外的一些重要团体，也各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其中就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而论，大致又可分出接近于文学研究会或接近于创造社的两类：语丝社、未名社同文学研究会的倾向颇为相似，而南国、弥洒、沉钟等社团则不同程度地受有创造社的影响。　　语丝社是原先和《晨报副刊》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该刊被研究系加紧控制的情况下另行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独自的文学主张，但它所进行的许多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以后的散文产生了影响。除了部分提倡个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语丝》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所作的斗争中，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员，发挥出较强的战斗作用，表现了《发刊词》所声称的那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的精神。在介绍外国民间文学和讽刺幽默文学方面，《语丝》也做过若干切实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动者则多为青年。其刊物《莽原》(后来是《未名》)，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注：鲁迅为《莽原》周刊所拟的出版预告，见1925年4月21日北京《京报》广告栏)为主旨，在抗击旧势力方面显得比《语丝》更为急进；与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在刊物上

黄森森 · 发表于 2005-2-22 03:02:00

此外，成立较早而展开活动较晚的新月社，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初期新文学中唯一有点代表性的流派。新月社主要成员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宣称艺术美的至高无上，颠倒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认为“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艺术虽不是为人生的，人生却正是为艺术的”，提倡“反写实运动”，认为“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为了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去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注：以上文字分别引自闻一多《诗的格律》、赵太侔《国剧》以及余上沅《国剧运动》一书的《序》。闻一多《诗的格律》中谈到的“乐意戴着脚镣跳舞”一语，原是BIiss Perry教授的话)。具体到诗歌方面，他们提倡格律诗，主张诗要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注：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1926年6月10日《诗刊》第11号)，否定“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说。在戏剧方面，他们与文学革命初期《新青年》的主张相反，肯定中国旧戏的“程式化”、“象征化”的表演艺术，以之为“纯艺术”的极致。新月社在诗歌和戏剧方面例如格律、程式的某些具体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成分，部分成员在诗歌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新月社文艺主张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它们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很深，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毒素。后来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对立面，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上述各种不同社团流派活跃的状况，自然不能不在创作上反映出来，促使创作发生变化。较之新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了进展。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显著增多。由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短篇小说方面，除鲁迅继《呐喊》之后写了《彷徨》一书中诸名篇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一些优秀作品。长篇或中篇小说也有人开始试作。自由体新诗在《女神》出版后盛行一时，呈现新的局面。散文(包括杂感)得到了蓬勃发展。话剧也从外国作品的翻译改编转而有较多的的创作。描写从旧的束缚下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他们面对现实人生问题所作的思索和反抗封建黑暗势力的要求，这是新文学从“五四”过后到“五卅”时期的一般倾向。部分作品则还真切反映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痛苦生活。在知识青年中，新文学终于排除封建旧文学而获取绝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各种思潮的纷至沓来，这个期间创作上不健康倾向也很明显。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青年对社会实际生活极少了解；在黑暗重重的现实面前，他们由于一时代不到正确道路，对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的现象又不能从阶级观点上加在理解，因此，容易感到孤独、空虚。而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无批判吸收，则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消极的影响。“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的、中心的主题”，如高尔基所说，原“是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脆弱无力而引起的悲观思想”(注：《和青年作家谈话》，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299页)，这种悲观思想侵蚀着当时不少文艺青年。反映在创作上，许多作品不仅题材狭窄(所谓“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的现象)，内容也往往成为病态的感情宣泄或至于无病呻吟。部分作家的作品则更严重地发展了消极颓废、逃避现实的倾向。后来茅盾评述这个阶段创作情况时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话容或有些过分，但作为一种倾向和气氛，它确曾是一个时期内历史的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情况，在党所领导的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和革命文学的旗帜举起之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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